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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小难民眼中的抗战内迁

一个小难民眼中的抗战内迁

来源:北戴河文明网 

2019-12-26 15:05

  1937年秋,淞沪战火点燃,上海失守,首都沦陷。国民政府和数以千万计的战区民众,向内地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播迁。然而,目前无论是学院派的史学研究,还是媒体的通俗写作,或是出版界的旧籍新刊,涉及抗战内迁,往往是歌颂“伟大迁徙”的主题居多,真正讲述个体的逃难经历并不多见。实际上,真正经历抗日战争的,是数以千万计的平民百姓。个人在战争中的遭遇,个体在艰难迁徙中面临的危机和困境,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遗憾的是,我们今天很少注意从故纸堆里重新发掘这些人的难民记忆。

  重新再版的小岵女士著《小难民自述》是个例外。《小难民自述》由冰心作序,顾颉刚题签,在《益世报》记者方豪的推荐下,于1940年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。作者小岵女士(原名吴大年,著名历史学家钱乘旦的母亲)撰写此书时,年方13岁,可谓民国时期名副其实的少年作家。七十年后重新回顾,本书谈不上有多大价值,却从一个孩子的角度还原了她所经历的抗战内迁。而且,本书文字清顺,流露出一种真诚的家国情怀,表现出一种超出那个年龄的成熟。作为史料而言,还是值得一看。

  抗战爆发后,国民政府发表了慷慨激昂的《迁都重庆宣言》,这篇文章宣示:“为国家生命计,为民族人格计,皆已无屈服之余地,凡有血气,无不具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之决心。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,从事更持久之战斗。”然而,政府要人有专机,有官船,有铁路,他们可以在情况危机的情况下迅速离开战区。对普通民众而言,向大后方迁徙却并非一件轻松愉快的事。他们扶老携幼,主要是一步一步向后方迁移,更多时候靠的是步行。

  小岵女士一家便是如此。他们一家老小,跋涉千里,从南京出发,经过含山、巢湖、庐江、桐城、九江、汉口、长沙、常德、益阳、沅陵、贵阳、安顺等地,辗转31个县市,经过9个月的流浪,最终才到达昆明。然而,做难民还需要有资格。我们可以看到,有条件当难民的,皆是中产以上的家庭。盖因逃亡路上,需要雇车、坐船、住旅社,还要支付吃食以及各种花销。在战时一切紧张,各种交通工具一票难求的情况下,更需要准备一大笔钱来应对黑市。对底层民众而言,大多无钱逃难,只能困居乡里,等待做亡国奴。好在小岵女士生活在一个中产家庭,虽然已经没有了父亲,家中却仍有资本负担逃难的费用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这是一种难得的幸运。

  对难民而言,逃难过程中,政府虽然并未缺席,但基本是缺位的,地方党政官员基本都是陶德曼大使的弟弟———“逃得快”。比如小岵经过的安徽某县,未等日军来临,县长便带了本县最精锐的部队逃之夭夭,留下一座空城。敌兵退去,县长也不敢回来接收。于是,城中秩序一片混乱,彻底沦为无政府状态。到了桐城,才遇到政府主办的难民所,负责发放难民证以及几角钱路费,不过形式大于实质。到了九江以后,方有红十字会组织提供难民救济,为难民提供一点饭钱或庇护所,替难民打听交通行情。从小岵一家逃难9个月的时间来看,一路上并无指引,可谓乱打乱撞,遭遇不少挫折,吃了很多苦头。

  当然,难能可贵的是,虽然当时作者只有13岁,却并未在书中过多抱怨流亡的艰辛,而是有意识地用自己童真的眼睛观察中国的下层社会。20世纪的中国,城乡差距是相当大的,广大内地的贫瘠,对于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而言很难想象。比如30年代初著名报人储安平乘火车去北平,在山东的火车站发现,乘客将南方的狗都不吃的大饼扔出窗外,引起北方小孩子的疯抢。抗战时期仍是如此,农村肮脏落后的现状并未改变。小岵女士他们寄宿的家庭中,农民都是家徒四壁,和牲畜生活在一起,一日三餐仅以菜根为主。

  贫穷之外,更严重的是衰弱和愚私。小岵看到,大多数的内地市镇,民众都吸食鸦片,个个饥黄骨瘦,精神疲倦不堪。很多农村,下层民众都将超生的女娃私下溺死,裹脚陋习依然流行着。更有意思的是关于愚的记录。我们可以看到,这场抗日战争,后来的宣传是全民抗战,但对于愚昧的大众来说,似乎没有什么国家民族意识,日军侵略与他们关系不大,依然过着原来醉生梦死的日子。而且,经过他们家乡的这些难民,成了他们发财的渊薮。小岵一家就曾被房东偷偷洗劫过。至于各种坑人害人之事,更屡见不鲜。种种目睹,留给小作者的是“痛苦、残酷和不平”。透过字里行间,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。由此,小作者改造国民性、改变中国社会的想法已经历历可见。

  足以想象,这种对中国社会的直观经历,对小岵这样的孩子而言是印象异常深刻的,种种震撼也是发自内心的。知识分子们强烈地意识到,政府统治无能,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与传统时代几乎没有任何改变。正如小岵在日后回忆道:“那满目疮痍、哀鸿遍野的惨景,给我这个从小生长在大城市里的小女孩活生生地上了一课:原来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如此多灾多难和贫穷落后啊!”最直接的结果便是,当这一批人成长起来之后,开始对政府严重失望,普遍左转。1941年,小岵女士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,开始积极参加联大学生的民主抗争运动。1945年,她与联大的中共党组织正式取得联系,成为联大中共外围组织———民主青年同盟的活跃分子。国共内战期间,小岵女士则成为坚定的“革命者”。小岵女士的抉择,相信在当时并不是特例。(韩戍 学者,上海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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